但是，仍然存在若干理论和实践操作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规章对于没收违法所得这一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和规定权、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处罚双向同构的实现、没收违法所得配套财政代管账户建立等。
(53)但是，此种阐释并未阻遏行政法学者对于法典化的骛求。(113)参见何源：《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典型判例研究——行政决定篇》，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序言第1页。
民主性的取向在于强调法典化应尽量清晰、明确，方便接近使用，充分保障公众的行政法权利，更好地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法治期待。事实上，此种整理工作亦得以传承至今，体系化立法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国的立法，按行政行为的类型统一立法是行政法体系化的重大进展。(67)我国现有的行政法律规范相对分散，对行政行为通用规则缺乏法律的统一、明确规定，在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中，只能从合法性、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判断，(68)而行政法法典化正是建构法律规范体系的重要方式。回顾中国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各种机制并非在一种成熟理论指导下的产物，各种机制每一次的立法修法多系自行其是的作业而已，导致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以及其他救济方式之间的关系和功能定位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样态。(101)(一)法典的可接近性与教育功能有关行政法法典化必要性、可行性的论证，学者们多从缺乏整体的法典难以有效而系统规范行政权、建设法治政府、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等层面阐释，而事实上法典化具有民主性的重要导向，即通过法典化可方便公众接近和使用法律，理解行政法的框架体系。
或者当时因行政法学研究尚属起步阶段，体系化和立法经验不足，如19世纪末时德国便将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合并法典化，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后，方实现两者分离。(69)参见黄宇骁：《行政法学总论阿基米德支点的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判断立规时机成熟与否，一方面，要审视是否达到燃点。
三是根据政治大局主题确定党规之治命题，建章立制立足于保障国之大者和党之要者。党内法规的两个重大作用，揭示了立规兴党强国富民间的内在逻辑——人民幸福必须国家强盛，国家强盛要靠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有力的前提是把党管好治好建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在党内法规制度轨道上推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所要回答的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人类事业发展进步等治国安邦之道基本问题，已经由党的指导思想在理论上给出了答案。参见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22页。
党章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六是开放性，制度变革与社会变迁同步发生。
(一)党内法规以保障政治大局为己任打开一部党内法规，扑面而来的是其浓郁政治气息，这是党内法规强烈政治属性的自然呈现。(19)《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4-597页。具体而言，在规范领域维度上，党内法规体系应当实现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全覆盖。
政治大局导向决定党规之治方向，政治大局内涵决定党规之治内容。经过建党百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发展，党规之治要不要已经不成问题，主要问题是其体系和效能好不好。加强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确保党规之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点问题就是按照客观规律、立足现实需要建章立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棋盘中，各类制度——无论是国家法律、党内法规，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等的规章制度，都要直接或间接回应保障政治大局所需。比如，就党领导法治工作而言，党组织针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不同环节在发挥领导作用的力度和方式上并不相同，存在着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明显差异，(33)我们不能似是而非地表述为领导立法、领导执法、领导司法、领导守法。
法治无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但它绝非国家治理的全部。正是由于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因此，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指引，以确保党内法规始终成为有主义的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的是匆匆然，急躁冒进，片面追求立规进度和数量，在制度建设上搞所谓大干快上，奢望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热衷于标新立异制造轰动效应，疏于对标对表而抢跑越权，制度规定要么层层加码要么层层缩水，甚至搞制度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聚焦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各有侧重、平行并列不同的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之中，针对党的各方面建设确立体制机制、明确职责任务，明确规定谁来建设、建设什么、怎么建设等基本问题，把党的建设活动全面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是两个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紧密联系的范畴，发展属于本体和目的，治理属于保障和方法，循制施治目的在于铺设发展之路。党章统领着党内法规体系，从党章制度创新扩展至整个党内法规体系构建，实现了党内法规体系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性制度化表达。同时，考虑到党内法规通常不直接对经济社会发展活动作出规范，这就要求我们找准党内法规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口和角度——主要体现为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领导——从制度上保障党把准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确立正确的组织路线、科学的选人用人政策、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反腐倡廉正风肃纪等，从而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保障。
错误地认为政治虚业务实，未做到首先从政治上看业务，将业务逻辑服从政治逻辑颠倒为业务逻辑优先于政治逻辑，在建章立制中似是而非地搞业务中心主义，造成党内法规政治属性若有若无。第二，党规之治联动党内党外。
在立规过程中特别是在制定配套法规时，既要防止不作为，消极被动、不推不转，更要防止乱作为，任性随意、不讲规律，警惕防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正之风侵蚀立规工作。⑥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85页。中国之治涉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方面面，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实现中国之治、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绝非易事，而我们却实现了。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和领导核心，这就要求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须通盘考量党情国情世情。要进一步增强制度的耦合性，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精准定位，使制度创新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配。既要有羁束性规范又要有裁量性规范，以适应原则性与灵活性两方面要求，解决合规性与合理性两个问题。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依规治党方式，决定着党规之治必然位居治理枢纽、面向国家治理发力。
历史地看，各个时期的党内法规都要着重对那个时代党的指导思想作出制度化表达，党的指导思想的每一次飞跃，都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现新的发展注入新的强大思想动力，而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发展，科学引领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守正创新、继往开来。其中，宏观是指确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阐明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等，把牢政治方向、加强政治领导。
立规目的以价值为内核，持有正当立规目的就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一条结构完整的党内法规规范，在逻辑结构上应当含有假设、行为模式、法规后果三个要素，三者缺一不可，立规时要避免出现要素缺失的疏漏，特别是防止只泛泛提要求而不规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违规后果。
制定者顾此失彼，未能统筹把握好事理情理法理，没有处理好道理的大小远近关系，难以服众。凡是涉及建构党的组织体系、党的领导体系、党的自身建设体系、党的监督保障体系等，主要由党内法规来作出规定。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是我们党百年来一直思考和实践的基本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党规之治，第一条就是要从政治上看党内法规，从保障政治大局上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强基固本的政治高度和战略高度上看党规之治的重要性。对于准则、条例等四梁八柱性基础主干法规，通常需对开展党的相关工作的目标原则、体制机制、职权职责、义务权利、方式方法、监督追责、组织保障等作出全面规定，与之对应的法规文本结构就会有较多单元和较多逻辑层次，其中有的需采用编章节条款项目等多层次全要素从而成为鸿篇巨制。党规之治对国家治理全域的辐射，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原点，以保障法治为焦点，以引领自治共治为反射点。
(17)实现中国共产党之治，必须坚持不懈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坚持依规治党。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开展立规活动时存在以下种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第四，制度安排必须恰当。另一方面，要审视是否具备必要的共振度。
我们要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立之有方：党内法规契合党的领导规律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的第一条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